唐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京城长安又出了一件大事，应唐宪宗诏请，一个名叫惟宽的禅师来到长安，配住京城兴善寺里。于是，京城里的那些追星族们，一个个争往兴善寺去看惟宽和尚，想看看这位禅师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。而那些公卿名流，更是趋之若鹜般地一批批来到兴善寺，向惟宽求法问道，把个平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兴善寺弄得热闹喧天。

性宽身材高大，声如洪钟，难得的是，惟宽为人随和，决不同于其他的禅师，有人问道，他即传道，有人请去讲经，他即高兴前往，每到一处，都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。一时间，惟宽成了京城里最大的名流。

在这些拜访的人中，有一位即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与佛有缘，他自号香山居士，说自己“予栖心释梵，浪迹老庄”，他的传记也说自己“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”。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拜了师父，师父即是宗马祖道一的弟子香山如满禅师。而他与浙江鸟窠禅师的交往更是成为文人士大夫酒后茶余的谈资。

白居易当然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士大夫，与众多僧人的交往，使白居易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个一般的居士而身为侍郎的白居易，也不再同于与鸟窠禅师交往的时期，这时的他于禅于佛，都有着更多的知解和领悟。

白居易的造访，更多的带有某种责难和挑战，因为同其他白居易熟悉的禅师相比，惟宽既没有怪诞的禅语，也没有隐于深山的经历。而他随处讲经，更是与禅宗所一向推崇的“不立文字”大相径庭。

交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，白居易单刀直入地何道:“既然你身为禅师，为什么还要四处说法？

惟宽说:“佛的最高智慧，显示于身为律，讲说于口为法，作用于心为禅。分别虽有三种，但却源于一，犹如江湖河泊，虽然各有自己的名称，但作为水的性质却是没有差别的。律就是法，法即是禅，侍郎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以区别呢？

修心呢？是用律，是用法，或者是用禅呢？总该有一种惟宽笑道:“侍郎差矣，此心本原本圆满，没有任何损伤，何必要修呢？殊知唯有不染不净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一切思念都没有，才是佛的境界。

白居易说:“禅师的话我不全懂，恶和污染当然不去思量，难道清净和善良也不思量吗？”

惟宽说:“佛性本自清净，犹如人的眼睛，一点东西也不能存留，虽是金屑珍宝，若留在眼睛里会是什么感受？

白居易沉思良久，终于不再言语。然而白居易的门客们似乎觉得不能满足，一位门客问道:“依禅师认为，狗子有没有佛性呢？”有啊。”惟宽响亮地回答说，禅师有无佛性呢？”我没有佛性，白居易这时插进来说: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祥师怎么就没有佛性呢？”惟宽说:“因为我不是众生，禅师既不是众生，那一定就是佛了。

惟宽说:“我不是佛，门客被惟宽的话弄得越发糊涂，于是便说:“那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”

我不是东西，惟宽说，白居易似乎意识到门客的话太过激烈，于是便改换主题说:“惟师既然什么也不是，那么，可以看到可以思虑吗？”

惟宽说:“思之不可得，议之不可识，我明白了，白居易说，“那就是不可思议了？”白居易知道，惟宽虽然极力否认自己，但惟宽所述说的，实际上就是佛的境界。